为达此目的，世界各族通常采取两条路径：一是明确宣示民众之基本权利，二是形成或设立各种公共机构为民众服务，同时限定其权力范围。
而在制定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方面，除非法律有明确相反的规定，授权立法隐含的要求是，根据制定法授权制定的程序性条例和规则，应该符合普通法的要求。他仍然应该被公正而非专断地对待。
[13]John M. Kelly， Audi Alteram Partem， Natural Law Forum （1964）， Paper 84， pp.103-110.[14]Bagg's Case （1615）11 Co. Rep.93b.[15]R.v.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723）1 Str.557.[16]Mark Aronson Matthew Groves，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Fifth Edition， Thomson Reuters，2013， pp.405-406.[17]Frederick F. Schauer， English Natural Justice and American Due Process: An Analytical Comparison，18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47（1976）。我无法赞同地方委员会命令拆除房屋不是司法行为。通常来说，与硬法不一样，软法自身的效力并不能改变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因而对于不予适用软法通常不具有质疑的依据。当房子几乎建成（二层）时，市政工程委员会在半夜时拆除了房屋，但并没有告知库珀。就观念源头显然可以进一步追问，英国的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自当有其出处。
其他被归入到特权范围的还有社会福利。[1]不仅如此，行政诉讼的原告在法院采用该原则作为诉讼的理由，而部分法院亦诉诸其姊妹原则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作为断案的依据。不过，甘特案的标准并没有对手机的搜查作任何实际限制。
初审法院驳回了这一抗辩。[11]庭审中，警方核实了从莱利手机里查看到的照片和录像，认为其中一些照片是能够被用作证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法院都认可在嫌犯身上发现的物品均可进行检查并用于庭审。相反，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警察必须在获得搜查令之后才可进行此类搜查。
第四修正案的形成根植于殖民地时期北美民众对空白搜查令（General Warrant）和协助令（Writs of Assistant）的强烈反对。在口头辩论阶段，加州政府提出另外一个限制性原则，即如果警察以前可以从某个前电子时代的对应物那里获取到相同信息，现在就可以对手机数据进行搜查。
加州上诉法院维持了上述判决。因此，对手机进行搜查必须申请搜查令。对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第13-212号判决，我们予以维持。沃登诉海登案[3]容许警察紧急追捕嫌疑人时的搜查无须搜查令。
数据加密则是更深层的考虑。这就是越来越多的手机利用云计算实现的功能。不仅手机存储的数据在量上不同于普通介质，其类型在质上也有所不同。因此，罗宾逊案的原则不能直接适用于对手机信息的搜查。
在按下一个键后，翻出了他的通讯录，然后接着按下另一个键搜索到标记为我家的电话号码。相反，在威克斯案之前，当局对这一规则存在的基础作了讨论，提到获取可提供证明的证据的需要。
根据上千张标有日期、地点、说明的照片，完全能重构使用者私生活的全貌。联邦政府另外主张，可以制定规则限定对手机的搜查范围，当警察有理由相信这些信息涉及犯罪，被捕者身份的确认或警员人身安全时，才可以对手机进行搜查。
搜查令能够确保搜查决定是由中立且公正的法官做出，而非由负责查明犯罪事实的警察擅自决定[24]。B第二个案件中，警察在巡逻时发现布里马·伍瑞正在车里贩卖毒品，随后将其带至警局。这两个案件共同指向这样一个问题：对被逮捕的嫌疑人，在没有获得法院搜查令的情况下，警察是否有权查看从其身上搜到的手机中的信息。每个选择都有瑕疵，且违背了我们试图通过分类规则来明确指导执法行为的基本态度。[123] Cf. Hill v. California, 401 U. S. 797, 799-802, and n. 1 (1971)（日记）; Marron v. United States, 275 U. S. 192, 193, 198-199 (1927)（总账目和详单）; Gouled v. United States, 255 U. S. 298, 309 (1921), 基于其他理由被撤销, Warden, Md. Penitentiary v. Hayden, 387 U. S. 294, 300-301 (1967)（文件）; see United States v. Rodriguez, 995 F. 2d 776, 778 (CA7 1993)（地址簿）; United States v. Armendariz–Mata, 949 F. 2d 151, 153 (CA5 1991)（笔记本）; United States v. Molinaro, 877 F. 2d 1341 (CA7 1989)（钱包）; United States v. Richardson, 764 F. 2d 1514, 1527 (CA11 1985)（钱包和文件）; United States v. Watson, 669 F. 2d 1374, 1383–1384 (CA11 1982)（钱包里找到的证件）; United States v. Castro, 596 F. 2d 674, 677 (CA5 1979), cert. denied, 444 U. S. 963 (1979)（口袋里找到的文件）; United States v. Jeffers, 520 F. 2d 1256, 1267–1268 (CA7 1975)（3个笔记本和会议记录）; Bozel v. Hudspeth, 126 F. 2d 585, 587 (CA10 1942)（文件，通告、广告一类的物品，记载详细姓名和地址的备忘录）; United States v. Park Avenue Pharmacy, 56 F. 2d 753, 755 (CA2 1932)（大量空白处方和1个支票簿）. See also 3 W. LaFave, Search and Seizure §5.2(c), p. 144 (5th ed. 2012)（下级法院在援引罗宾逊案时，认为以获取证据为目的的搜查是完全不受限制的）; W. Cuddihy, Fourth Amendment: Origins and Original Meaning 847–848 (1990)（在殖民地时期，任何被捕者都能预料到，他的外套、身体、行李以及背包都可能会被搜查）。本案的判决对搜查予以动态考察，从理由、方式和影响等方面将电子时代与前电子时代的搜查作了比较，赋予智能手机这一搜查对象宪法层面的价值，扩展了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对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隐私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旦警察拿到烟盒，罗宾逊就不再可能接触到香烟盒里的东西。接入无线网络的手机收到清除所有数据的指令，此即远程擦除。
比如在莱利案中，很难想象他会随身携带录像带、相册和通讯簿等一切物品，但如果按照政府的建议，由于每样东西都有前电子时代的对应物，那么警察就能够搜查包含这所有内容的手机——这将对隐私权利造成严重影响。[85]十年前的警察搜查时，可能会偶尔无意间发现高度私人性的物品，比如日记。
[39]几年之后，法院发表声明称这一例外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个人物品……与被捕者近在咫尺的个人物品 [40]。依照现在的规则，警察可能会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搜查通话详单及钱包里的照片，但依据目前法院的意见，手机的信息会免于搜查。
最后，关于警察应当有权查看手机通话记录的主张，我们同样持反对态度。搜查的范围难免超出被捕者的随身文件和物品本身，是造成本案中的隐私权大于罗宾逊案中隐私权的另一原因。[133] 参见姜峰，宪法权利：保护个人还是控制国家？，《读书》2014年第4期。[102]而这一方式对警察的限制仍然是没有意义的，所要检查的信息类目同时涵盖大量的个人信息，而且警察并不总能提前判断在哪里可以找到什么信息。
只有在符合特定例外情形时，才可以不使用搜查令。再次，手机数据能够追溯到购置手机的那天甚至更早。
[100]而对于手机不一定是这样。因此，保护警察安全之利益并不能使所有的无证搜查合法化。
进入专题： 智能手机 搜查 宪法控制 。宪法权利的主旨是警惕国家权力的结构性缺陷，禁止无理搜查本质上是对政府搜查行为的动机和方式作出限制。
为什么宁肯牺牲执法机关打击犯罪的效率，也不可以牺牲隐私利益为代价呢？归根结底，是由宪法限制政府权力的意旨决定的。到达警局5到10分钟之后，警察从手机的外屏上注意到一个名为我家的联系人多次来电。[91]但当通过触摸手机屏幕就能访问其它载体上的信息时，这一类比就不再适用了。从那以后，对电子监控的管制主要是依据权威且详细的法令来进行，而不是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75]切默尔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该案否认彻底搜查切默尔的住宅对其隐私造成的侵犯是‘微不足道的[76]，因为对嫌犯住宅的全面搜查是超出逮捕范围的严重侵权，法院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必须事先获取搜查令。亚利桑那州诉甘特案[6]认可基于机动车特殊性（Circumstances Unique to the Vehicle Context）的无证搜查等。
[57]一旦执行逮捕的警察拿到手机，就不存在嫌犯自己删掉涉罪数据的风险了。[109]紧急情况包括在个案中阻止证据销毁、追捕逃犯以及帮助受重伤或面临危险的人。
比如，在一部能上网的手机里能够查到网络搜索历史和网站访问频率，通过这些信息就可以了解到使用者的私人爱好和关心的问题，或许还是对某种疾病的搜索。建国以来没有太多先例能够提供指导。
